她以从容的“因式明白”翻开词语活动的闸门
诗人北岛评介诗人梁小曼说：“在幽闭的内心和敌对的世界之间，梁小曼是负有神秘的信息的使者。”
梁小曼，诗人、艺术家，出版有诗集暨摄影集《系统故障》；译著有智利诗人劳尔·朱利塔的长诗《大海》、加拿大诗人洛尔娜·克罗齐的《老虎的天使》、美国作家卡森·麦卡勒斯的长篇小说《心是孤独的猎手》等，亦有摄影作品参与展览。
梁小曼在诗歌创作中持续探索独特的个人语调与声音，同时寻求新诗语言与形式的革新。近日出版的诗集《红的因式分解》精选诗人2017年至2021年创作的诗歌，呈现了诗人阶段性的创作面貌。全书由六十首短诗、一首长组诗及一束关于诗的札记构成。长组诗《红的因式分解》被诗人钟鸣誉为“奇诗”，是梁小曼探索先锋诗歌实验性的一部重要作品。
坚守诗人的责任，梁小曼书写人之处境的现实，关于人之处境的历史与未来的现实，以及气候变化、自然环境对人的处境所造成的改变。她以冷静的“因式分解”打开词语流动的闸门，解码时光中蕴藏的信息。
梁小曼：在《红的因式分解》之前，2020年我在译林出版社出版过一本诗集《系统故障》，那本书收集了我2009到2019十年跨度的写作。当我2021年编《红的因式分解》时，一是避免和前本诗集过多重合，更重要的是，我的诗歌2017年以后有一个转变一个真正注册送38元，而且持续转变着，因此在编选《红的因式分解》时我侧重选择了2017年之后的诗歌。
我认为这几年的诗歌，比较能代表我目前为止的总体创作，它们是我当下愿意拿出来示人的诗歌。六十首短诗、一组长诗，外加一篇关于诗的札记以及和批评家敬文东的对谈，这个构成基本呈现了我的创作情况和对诗的认识。
《系统故障》我是有遗憾的，不管是其中的诗还是摄影，《红的因式分解》让我觉得无愧于心一些——未来我也许能写得更好，更有抱负（毕竟我还是有一些构想没写出来），但起码，现在，我能交出来这样一本诗集了——可以说，通过它，我将自己交给了命运。
记者：“污水汩汩从/管道流向我们的喉咙”（《声音》）；“雾霾的风景正涌向我们/而你必须将它念出”（《南京》）。这本诗集中的一些诗歌反映了当下我们的生态破坏情况。这可不可以理解为诗歌肩负的时代责任？
梁小曼：我曾经说过：“一旦我们去考虑写作中的爱、恨、美、丑，似乎暗示我们对世界拥有某种主动权——然而，这不是真实。更多时候，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天赋将爱、恨、美、丑转化为一个时代最清晰独特的声音。”——我想，在此重复这段话是合适的。
诗歌的时代责任，当然是存在的，但一个诗人若殷勤于此道，则很可能落入一个圈套。诗人的信念在于语言，这种对语言之信念可以换算为一种责任——诗人在将现实转化为诗的过程中，她的责任是如何更新一首诗，由此改善诗的生态，即使是在微观层面。
记者：《红的因式分解》这首，更想与您从形式上探讨下。这算是一种新的诗歌文体实验尝试吗？除了懂得另一门语言之外，这种形式对写作者还有什么更高的要求？
梁小曼：与批评家敬文东先生对谈时我曾提到，我与外国友人一句闲聊激发了这首诗最初的灵感。在我的意识深处，一直有许多语言交织的声音，官话，方言，乃至外族语言。译诗时为了落实诗的节奏，每一个词的安排，我会反复念诵它们的原文。除了这点，还有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是这首诗创作于2021年。如果时间往前推移，例如在2019年我大概不会如此创作一首诗。
诗歌文本中出现外语，在现代诗歌中是很寻常的，我最近又在读艾略特诗选，杜国清的译本，第一首TheLoveSongofJ.AlfredPrufrock(《普鲁佛洛克的恋歌》)，就援引了但丁《神曲·地狱篇》第27章61-66行的意大利文诗。除了艾略特，我们在读庞德、史蒂文斯或者安妮·卡森，或者是鲁迅和郭沫若等诗人时都会遇见类似情况，不胜枚举。
但我的《红的因式分解》可能要更进一步，有意识地把“他者语言”正式构建入汉语诗体，不仅仅是引文，它在语意/语音/语言层面上，同时也在更深的层次——世界/事物/人的关系上，试图有一种重新（西西弗式）的构建，当然，它首要满足的仍是诗对其本质之诉求。
敬文东对这首诗有精辟的洞见：“它处理的主题是对世界的分解，既冷静一个真正注册送38元，又动情。”——我想补充一点，2021年之后，此诗也渴望修补我们内心坍塌的事物，让世界重新相互倾诉。这样的写法，它于我是很个人的，语言之外，我想并无高于“诗人”之外的要求。
记者：接着上一个问题。《红的因式分解》这首诗对我这种普通读者阅读起来是有些难度的。您认为写诗是非常私人化的事情吗？您进行诗歌创作，会考虑读者的接受情况吗？
梁小曼：我想，诗人的创作，不可能不渴望读者，虽然这个读者比较抽象，诗人期待却不知道其具体模样——与此同时，诗人也无法让创作妥协于创作之外的因素——除了不可抗力。我知道这首诗，不一定对阅读带来难度，也必定会给它带来一定的摩擦与停顿。
然而，我却认为这也许是有益的，对于诗歌的阅读。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，诗歌的阅读不宜过速，我个人最佳读诗经验都来自翻译，译事之难带来文本细读，有时候费许多天才读（译）完一首短诗，觉得没问题，若干年后再读，却又觉得当初的理解有不准确之处……
我是从类似经验感觉到，诗歌不妨慢读，另外，这首诗在排版时已经考虑到这些问题，并把释文放在直观的位置。
我从不觉得诗歌写作是非常私人化的事，读者一直在我的写作中，然而，不管我用汉语写作还是在汉语中融入“他者语言”，诗的读者永远都只是“无限的少数人”（希门内斯语）。我珍惜这无限的少数人。
记者：您也做一些诗歌翻译工作。诗歌翻译这项工作对您写诗有什么具体影响吗？或者说，直接阅读外文诗歌而不是翻译过后的中文版，对写诗有何反哺作用吗？
梁小曼：我译诗和我学语言是大有关系的，诗歌的翻译也和我诗歌写作差不多同步发生。我从2010年起自己着手译了一些西语诗歌，聂鲁达、波拉尼奥、劳尔·朱利塔等。后来也应约译了一点洛尔娜·克罗齐，一位优秀的加拿大诗人。
译诗是一种文本细读，由于这项工作的特点，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，必然也会考虑到诗的技术问题，不仅是语意的还原，还包括节奏、声音的模拟，语言风格的相近……译者也许无意识中就会受到她所翻译的诗人影响，许多诗人都说诗是没法教的，译诗则可以充当一种诗的练习一个真正注册送38元。一个译诗者可以从她翻译的诗歌中感受到诗意如何生发，如何呈现，如何结束——早期的诗歌教育，关于诗的形式感、它声音的规范。
不亲自译诗，只是读译文当然也会有上述的收益，我觉得它需要读者的积极参与，而不是消极参与——我都感觉自己有时候读诗太快了，尤其是那种吻合我们语感的诗歌，一下子就滑过去了。其实正如之前所说，多点停顿与摩擦，心里临摹一下作者的诗意过程，就好像书法中的临帖，总是好的。
当然，也可能是我一种迷信。何况，天赋高的汉语诗人完全不需要这样的译诗课。
记者：您是35岁才开始写诗，那在这之前您对诗歌的感觉是什么？源于一个什么样的契机，开始了诗歌创作？
梁小曼：构成我人生记忆中最早的声音几乎就是诗歌的声音。我父亲是诗词迷，热爱杜甫与陶渊明。我是家中长女，从小就得双手揣后背，父亲跟前站直用粤语背“舍南舍北皆春水”之类。这是我最初的诗歌教育。
然后，我一生的阅读始自6岁第一次走入新华书店，后来大学又修汉语言文学，我虽迷西方文学，对于汉语诗歌，也不隔阂，喜欢古诗十九首、王维、孟浩然……写诗前我就有写东西的习惯，但那个时候，它是很私人化的一种写作，从未向刊物投稿一个真正注册送38元。
之所以开始写诗和北岛大有关系，2008年我在北岛和他《今天》编辑部同人参与主持的“今天论坛”发布我的散文，它们得到北岛的注意，他直接向我约稿一组散文，计划发《今天》纸刊。然而，我最终没有勇气拿出来，自己觉得还不行。不过，我却受到北岛以及当时围绕今天论坛的一群诗人影响，竟然也决心要写诗了。
除此以外，还有一个契机是当时我的几个文友都说我的散文里有诗——现在回想起来，当年的写作已经有散文诗的倾向。总的来说，我感觉自己走了一条特别“正确”的路，从散文到诗歌，而不是反过来。
记者：从这本书的札记和《答敬文东》中，获知您长期受到疾病的困扰，听力不佳，热爱古典音乐，摄影，喜欢安静的环境……您有没有觉得，某种程度上这些刚好契合了诗人的气质？
梁小曼：“听力不佳”更多是自嘲。我日常生活中的辨音力大概就是寻常人水平，但我自小喜欢走神：走路走神、坐公交车走神、上学走神、开会走神、聚会走神，我是那种和人面对面聊天都走神的人……我常常走神，一不小心就自言自语，相比于人声，我更敏感自然界的声音。我住的地方树多，整日都是鸟鸣，我时刻捕捉到它们的存在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鸟也同样捕捉到我的存在——我经常被它们精准投射。当鸟从我们领空飞越时，如果要落下白色的鸟粪，那必然落在我身上，从不落在同行者那里。不管是在我们东海岸的家附近，还是别的城市，每当有鸟飞过，我都心神不安，尤其当我穿了一件不舍得弄脏的衣服时……
与我共处的这些特质与癖性，不止我一人，或者说不止诗人才有。人一生难逃苦疾，耳聪目明者也稀罕，因此才招人喜欢。至于音乐、摄影（艺术）、安静的环境……它们有益于世人，并不囿于诗人。
正是一些癖好，让人从荒芜中逃离，感受到人之为人。它们有助于我们度过尘世时间。
